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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懷 童 年 往 事
民國九十六年歲末，接到陳聽安教授（司仲敖同學之先生）來電，告知昔日大元國民小學的畢業校友，將於二ＯＯ八年八月間舉辦一次師生歡叙的同學會，並邀請同學們撰稿及提供照片，準備編輯成冊，出一本能讓大家有一份刻骨銘心的書，得以回味童年往事，以及陳東元同學已成立一個大元國小部落格，提供聯絡及交換管道，希望我能共襄盛舉。當我聽到這個信息時，心中的震撼及激動，真是難以形容，非常感謝同學們的熱忱、用心、巧思及努力，讓我們這一群山的孩子，能有共同的回憶，一段歡苦嵗月及往事，不會因廢校而湮沒消失。我的家曾經在一次颱風來襲時，被吹全倒，所有一切在大元山時期的照片及文件資料，都被雨水浸泡而全部毁滅，如今能看到部落格上的照片、資料及文章，喚起我的記憶，更是感動莫名。 我雖出生於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之俗稱為「舊寮」的地方，惟因父親在太平山林場大元山分場（現為蘭陽林區管理處大元山工作站）工作的關係，所以出生後就随父母親住在大元山，在那裡渡過童年及成長，一直到國民小學畢業，才離開大元山，因此我是一個山的孩子。我的父親任職於大元山分場員工消費合作社，負責全山區人員基本生活必需品（諸如米、鹽、糖、醬油等）之採購及供應，另兼辦郵政工作；母親相夫教子，非常勤勞，在住家附近種了許多青菜，並養一些雞，我除了在家照顧弟妹之外，經常幫忙除草及養雞，而這也成為山的孩子生活上的一部分。我的父母親雖均已往生歸西多年，但如今回想當時與他們在大元山上生活的情境，仍瀝瀝在目。 為因應大元山上小孩就學的需要，於民國四十一年九月在大元山成立寒溪國小大元分班時，因當時並沒有幼稚園，而我的學齡尚未足以入學，乃以「寄讀」的方式到學校讀書，開始我的求學生涯，嗣後隨同班同學一齊升到二年級，並未再從一年級唸起。因此我較同年齡的人，提早一年上學，成為班上年齡最小的一位。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姊妹，都曾經在大元山生活過，我排行老大，除弟弟春峰及小妹月慈未曾在大元國民小學就讀外，大妹月琴、二妹月卿、三妹月慧，都曾在大元國民小學唸過書，惟只有我一個人在大元國小畢業，三個妹妹隨父親調職離開大元山，轉學至冬山鄉之冬山國民小學就讀，繼續完成小學教育。 我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小學畢業，應該是大元國小第三屆的畢業生，記憶中畢業同學有十七人。由於畢業至今（民國九十七年）年六月將滿五十年，因此關於在大元國小之點點滴滴，有些印象鮮明清晰，有些卻模糊朦朧，一時還真不知要從何說起。大元國小的學生，大多是沒有辦法到山下城鎮就讀的清苦家庭子弟，有許多是家住遠處，無法每日通學而必須住在學校宿舍的住宿生，年紀小小的，就要離開父母親身邊，自己照顧自己，非常幸苦，惟因有幸勞而慈祥的李校長及老師們的愛心及無微不至的照料，仍得以安全的讀書及順利的成長。我家在大元山工作站辦公室之下方，學校後面的上方，走路到學校大約只需十分鐘，因此是走讀生，每天走路上下學，所以沒有住宿生那段經歷。我每天上下學都會經過李有權校長的家，當時最好奇的是李校長家的十字架及耶穌像，後來才知道李校長是天主教信徒。 非常幸運，因為父母親極為重視孩子們的教育，認為在沒有錢及沒有勢的情形下，我們要脫離貧困及能出人頭地，只有求學一途，所以在小學畢業後，雖然經濟非常窘困，父母親仍克服萬難，讓我們兄弟姊妹得以繼續升學，因而全部都能完成高等教育。 山的孩子，要下山參加初中入學考試，與住在城鎮的學生競爭，無論在環境上或資訊上，有許多先天上的劣勢，幸好在李校長及學校老師的努力及奉獻之下，得以縮小其差距，讓我們不會輸在起跑點上。我小學一年級因屬寄讀性質，上課較鬆，當時並沒有學好注音符號的發音，一直未能正確辨識相類發音之注音符號的異同，無法就國字為正確的注音，為因應初中入學考試之需要，李校長還特別教我注音符號的發音，讓我得以應付考試，非常感謝她。 我小學畢業那年，報考羅東中學初中部，要下山到羅東參加入學考試時，適逢颳風，整個山區的道路中斷，「蹦蹦車」停開，父親因工作職責在身，母親須在家照顧幼小弟妹，無法帶我下山考試，只好由老師帶領我們冒風雨，用雙脚跋山涉水，由原住民同胞背我們過水，走路下山，乘索道「流籠」到古魯，從古魯坐運木材的卡車到羅東，沿途道路坑坑洞洞，車子行走非常顛簸，我會暈車，因此吐的很厲害，可謂是一趟少小在災難中赴考求功名之行。由於山上之交通及郵政通訊，均非常不方便，初中入學考試放榜時，榜單上之錄取名單為劉春「棠」，沒有我的名字，不知道是否有誤，父母親無法查證，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請李校長打聽，沒想到李校長對我很有信心，篤定地認為應該是將「堂」誤寫為「棠」，後來接到錄取通知單，才放下一顆心，我每次去看李校長時，李校長都會提到這一段往事。 小學的老師，除了李校長之外，一時只記得孫在琹老師及汪傑老師，非常懷念他們；忘了其他老師的姓名，這是我極重大的過錯，但無損於我對他們的尊敬及感恩。我要在這裡衷心的向老師們說一聲：老師，謝謝您。 我要對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深深的說一聲抱歉，畢業後到現在從未與他們聯絡過，而且還把他們的名字幾乎全部忘掉，記憶中有一位叫「張利春」，因為他年紀好像是最大，另外還二位叫「謝明德」、「張平發」，因為我們三個人較常玩在一起。高年級學長，只記得「高連金」；其他同學，只記得李校長家的四個小孩（繼煒、仲敖、繼焯、季敖），因為我們家與李校長的家，距離只有上下一個短坡坎。我的同班簡阿嬌同學，我真的想不起來，去年歲末您打電話給我時，我很率直的告訴您，我記不起來，不是我惡意，完全是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年級較小而且極為內向，不善與人交際，和同學的互動不多，對班上所有的女同學，我都幾乎完全沒有印象。親愛的同學們，雖然我不記得或認得您，您也不記得或認得我，但因為我們都是山的孩子，都是大元國小的學生，這已足夠使我們得以心手相連，懐抱在一起。 大元山上的日子，雖然極為簡單及清苦，但是人與人的相處，是真誠的、純樸的、善良的，這是最珍貴之處；窮困生活所磨練出來的耐力及毅力，是我們得以成長及發展的根基。我在大元山上的生活，極為單純，活動範圍非常狹小，僅限於住家及學校附近，鄰居只有幾户人家，除了下山到羅東所需經過的路途及地方外，其他地方（例如翠峰、晴峰），迄今我都沒有去過，甚至許多同學居住的地方───四公里，我也很少去，因此沒有這方面的回憶，真有些失落及遺憾。我告別大元山後，記憶中僅於高二或高三時，曾與司仲敖他們一起回過一次大元山，惟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近年雖曾想過要回大元山一探，尋找一些蛛絲馬跡，追憶童年，但因種種的理由，一直未能實現。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我小學畢業，同年八月下山唸初中，告別在大元山上的十二年童年生活，在羅東中學唸完初中及高中，至民國五十三年六月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後，因考取輔仁大學法律學系，乃於同年九月離開宜蘭縣，前往位於台北新莊的輔仁大學就讀，展開我另一段的人生旅程。大學畢業之後，當兵退伍，工作二年後繼續進修，先後考進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完成碩士、博士課程，取得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之學位。 我一直在台北工作，經由國家公務人員乙等及甲等特考及格，取得公務員任用資格，於民國六十二年開始擔任公務員，前後長達三十年，一步一步的，從委任第五職等文官開始，做到最高常任文官簡任第十四職等，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提前退休，轉往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擔任教授迄今。這是一個山的孩子離開大元山後的努力過程，惟這一切的一切都將成為過去，現在最想要去捕捉、懷念及回憶的，還是曾在大元山上讓我成長的李校長、老師及同學。人生難得有幾個六年同窗相聚在一起的時間，有幸還能於畢業五十年後與大家連絡叙舊，往事不如煙，希望能早日見面，捕捉到往日的容顏。
照片中的紅檜巨木即是“ 四公里 ”命名的著名地標。照片中四位校友表現傑出，自左至右：輔仁大學教授劉春堂、國立台北大學教授司仲敖、航海家司繼煒，建築家司繼焯合影。 《 司仲敖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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