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水彩發展淺析

── 藝術家 陳東元 ──

本文未註明出處的水彩作品來自2012年師大教授楊恩生獲藝術家授權出版的《台灣水彩調查》。

六、台灣水彩發展與經濟的關係：

藝術活動與社會脈動、經濟條件脫離不了環節，時至今日，隱隱約約感覺到藝術家的生計、藝廊的經營與政府執政者有著無法道出的綿密關係。

蔣中正掌權時期，台灣經濟困頓凋敝，人人穿著樸素，衣服上縫上幾個補丁是常事，尤其在偏遠地區更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無論都市或鄉村的街頭巷尾，只要有大牆面便寫著偌大的標語，除 「殺朱拔毛」、「反共抗俄」、「反攻大陸，收復失土」、「保密防諜，人人有責」、......，諸如此類的政治口號外，另外常見的標語是「養成勤勞節儉的精神 」、「養成儲蓄的好習慣」、......，其時人人勤奮工作，家家都有用硬幣餵飽撲滿豬的習慣。

那一時期，藝術家如想展覽，只有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現改為228紀念公園的國立台灣博物館)右側走廊和植物園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政府機構雖然明定不能標價，卻可以私下進行交易，省立博物館更可以看到翻開作品標籤的反面便是畫作的售價，當然售畫所得全歸藝術家，沒有抽成，只是想要進入展覽的必需靠關係及背景，有時還得運用賄賂的手段。

此時台灣尚未有商業性的展覽畫廊，能夠進行藝術品交易的通常都附屬在營業店面，如蘊釀台灣黨外思想位於博愛路的明星西餐咖啡屋，牆上的畫作除增加藝術格調外，還可進行交易，即便當時有些畫廊出現，然只是寄賣性質並沒有發揮展覽的作用。可能其時環境單純、租金便宜或附屬性質，當時是 「二八分帳」，即售畫所得畫家分八成，畫廊得二成。這種模式，雙方都得到好處，藝廊負責人都會主動放下身段去尋覓藝術家，四處物色藝術作品充實展示內容。

蔣中正過世，蔣經國掌權，深知反攻大陸無望，加緊紮根台灣腳步，「今日不做，明日後悔」積極10大建設，引進財經菁英，拔擢台灣本土政治菁英，前景大好，但仍厲行勤儉政策，舉凡軍公教喜慶宴客不能超過20席，請客用四菜一湯的梅花餐，如違反會招致記過處分，工業起步需耗大量電源，數年實施夏日提早一小時上班的節約能源政策，夜間11時停止營業，禁止聲色夜生活。

蔣中正剛去世，台灣出現由畫家楊興生所辦第一家商業性的展覽畫廊─龍門畫廊，座落台北東區頂好商圈，場地租用，因此採「三七分帳」，即售畫所得畫家分七成，畫廊得三成。這種模式，雙方仍有好處，尤其藝術家想展覽不必再看省立博物館及國立歷史博物館行政人員的臉色，只要有能力，經得起考驗都有展覽機會。

經濟大好，畫廊陸續出現，全省各地圖書館也視情況開放展覽。

「三七分帳」的方式， 讓展覽藝術家扣除各項支出費用後仍有許多結餘。此時，水彩作品銷售情況大好，凌駕在其他畫種之上，龍門畫廊擁有劉其偉、林順雄、陳東元、楊恩生、洪東標、......等多名經紀或專屬水彩藝術家，更是造成台灣水彩黃金時期的濫觴，其他畫廊也陸續跟進展覽其他水彩藝術家的作品。

蔣經國過世，李登輝執政，經濟自由，匯率採取開放，台灣歷經40年的勤儉儲蓄得到回報，突然變為富裕，「台灣錢淹腳目」道盡繁榮景象，此時政府不再推行勤儉儲蓄，反而提倡消費經濟，鼓勵消費帶動經濟 ，街頭巷尾大牆面再也看不到「養成勤勞節儉的精神”、「養成儲蓄的好習慣」、......等此類標語，代之而起的是奢糜浮華，表面光鮮亮麗的物質生活。

此時，畫廊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光是阿波羅大廈裡就有近30多家畫廊，由於競爭，畫廊營業費用大增，採「四六分帳」，即售畫所得畫家分六成，畫廊得四成。

經濟繁榮，大筆資金投入藝術市場，是台灣藝術前景最看好時期。這一時期，人才輩出，是台灣藝術史上僅見的繁茂時期，灼灼巨星閃耀藝壇，無不引頸期盼是擠身國際的大好時光，陳世明、黃銘哲、楊德俊、夏勳、張振宇、楊識宏、韓舞麟、李惠芳、黃楫、莊普、李健儀、葉繁榮、楊淑惠、黃銘昌、連建興、李銘盛、楊茂林、賴純純、梅丁衍、于彭、陳隆興、吳天章、王文平、黃進河、蘇旺伸、張永村、吳瑪俐、李明則、周邦玲、陸先銘、林鉅、王文志、陳界仁、 郭維國、洪天宇、......等，各個都是少見翹楚英才。

水墨、雕塑亦是如此。

但是藝廊與收藏家操作對象卻是早期的藝術家，有些畫作甚至高達數億，如：陳澄波、張大千、......。早期的藝術家有限，操作對象便順延至陳銀輝、 陳景容、......這一輩的藝術家。曾經親眼看到有位收藏家秀出一幅陳銀輝教授所繪的作品，他花了數10萬元搶購只畫潦潦數筆的底稿圖畫，藉以顯示收藏能力。

「四六分帳」對於稍晚的藝術家一點都沒有好處，僅有極少數受到重視。

早期的西畫藝術家幾乎都是從事油畫創作，藝廊為了操作，將年輕水彩藝術家好不容易辛苦耕耘的一片好景刻意排擠詆譭，水彩畫是油畫的草圖、水彩畫無法保存持久的說法讓對美術史無知的收藏家卻步(其實，現今保存的藝術作品水彩遠比油畫歷史更為悠久)，此時台灣水彩也是被打壓最徹底的階段，在藝術市場可能是最谷底的時期。這時期台灣水彩界僅楊恩生依舊看好，但他靠的不是畫廊，而是企業家的贊助。

經濟自由，景氣看好，教育緊跟鬆綁，大學美術系由原先的三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藝專、文化大學，急驟增加，師範學院美勞組也改制為教育大學美術系，新大學紛紛成立，有多所絲毫沒有考慮將來就業的需求，也設立大學美術系及美術研究所，台灣短暫數年內竟增加至近30餘系所。

繪畫市場在台灣經濟只是一塊細末小餅，連雜碎都談不上，卻僧多粥少，有這麼多人要分食，各個飢腸轆轆爭得眼紅，「見不得人好」的現象經常發生。每個從事繪畫的從小便被父母、老師甚至自己都認為將來必定是天縱英才的藝術家，人人都想要做大師，但是一個畫家在這個社會上確實很難挣扎成長，因為對許多人來說很有可能就是一條人生不歸之路，命運將會很淒慘坎坷。

好景彷彿曇花一現，李登輝執政晚期，大筆資金外移，政府應對手足無措，加以大陸廉價作品搶攻，台灣藝術市場日漸蕭條。

陳水扁當選總統，資金外移，企業出走，榮景不再，台灣藝術市場面對空前挑戰，雖然仍採「四六分帳」，但增加許多刻薄條件，諸如：售畫須達相當額度，否則須補貼畫廊費用或者扣留作品充數。此時，經濟低迷，展覽能夠收支平衡已是萬幸，何談結餘收入。這一慘澹時期，台灣藝廊十之八、九無法生存，被迫歇業，阿波羅大廈裡的畫廊搬遷一空。

台灣畫廊的經營都不切實際，沒有長遠眼光及規劃，資金有限，只知營利收入剝削藝術家，經紀制度空茫，藝術評論不具權威，政府、社會、企業不重視文化，寧可去買靈骨塔擺放骨灰位置，卻不願收藏美化心靈的藝術作品，法令不夠周延，收藏家欠缺，作品增值有限，操作空間狹窄，再再顯示純粹創作的藝術家必須面對無法生存的窘境。台灣藝術環境流通闕如宛如一灘死水，一旦淌陷其中不易翻身，想舒坦喘口氣都不容易，想安家立命想無後顧之憂，豈不難上加難。

藝術家選擇在藝廊展覽，主要考量原因是透過藝廊與收藏家的關係，透過藝廊的行銷，達到售畫謀得生活的能力，藝廊答應藝術家的展出形同認定藝術家的實力，若無法達到目標表示經營出現問題，怎能將責任歸咎藝術家，顯然非常離譜。許多藝術家在此一時期，生活已經非常拮据，展後更形困頓。

馬英九當總統，資金更是狂瀉，物價高漲，失業率提高，薪資所得急降，有些畫廊試圖改採「五五分帳」，即售畫所得畫家與畫廊各得五成。加以，薪資降低，畫廊經營演變為雇用大量低薪業務人員，將費用轉嫁藝術家，負責人姿態囂張高傲，深知台灣每年美術系所畢業的學生幾近三千餘人，正面臨需要迫切賣畫需要成名的處境，許多年輕藝術家迫於現實只能低頭受盡剝削，必須承擔無法想像的責任和支出，狀況堪慮。

臺灣沒有讓藝術家生存的環境，有豐富畫展經驗的藝術家，隔岸靜觀變化，戒慎恐懼不敢輕易展覽。

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執政期間，各縣市分別成立文化中心，也有許多展覽活動，但網路資訊發達造成參觀人數銳減，以台北中正紀念堂及國父紀念館為例，日租需萬元以上，只有開幕當天熱鬧喧囂，其他展覽時間則門可羅雀，異常冷清，觀賞的幾乎是偶而進入的過路人，未曾細觀便匆匆離去，而且展覽藝術家觸及範圍往往僅侷限在少數周圍熟人，彼此相互叫好，自己喊爽，能夠賣畫貼補展出費用的機會純屬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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