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艱苦歷程及深耕藝術
童年時期
曾經在偏遠的宜蘭縣大元山翠峰湖山區,有一群神秘不為人知的伐木 、集材工人住在孤絕的零落山寨,這些伐木工人當年的生活及子女就學狀況一直鮮為人知,直至今日,負責的政府機構─林務局及蘭陽林區管理處(現為羅東林區管理處)仍然刻意隱瞞甚至想毀滅當時將低階員工生命視如螻蟻,任由高階主管踐踏的種種痕跡、種種劣行。
伐木,在台灣日據時代是一項非常專業受到尊重的工作,但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森林便被視為禁臠,進行無情的砍伐,以換取國防需要的武器,森林是當年台灣最大的天然資源,林業是國內經濟營利最多最豐厚的時期,肥水肥缺人人趨之若鶩,所有林務局高官及蘭陽林區管理處高階主管養尊處優,過著優渥的生活,佔盡各種資源,享盡各種福利待遇,但是在偏遠深山工作地點的低階員工卻被無情的壓榨剝削,處境可憐,連最低廉最基本的急救醫療一寸紗布一滴藥水都沒有,悲慘的情況可想而知。當年蘭陽林區管理處陳處長甚至於說員工受傷或死亡都是自己不小心造成,蘭陽林區管理處沒有必要為員工準備這些藥品,這種泯滅人性的說辭烙印在心裡,至今無法忘懷。
我出生於必須隨著森林砍伐逐年搬遷的大元山簡陋伐木工寮,小時幾次目睹叔叔伯伯被巨木輾過,血肉模擬,支離破碎的軀體,至今時時浮現眼前,父親在伐木工地被木材壓斷小腿,只能自己撕下沾滿泥垢髒兮兮的褲管充當硼帶紗布止血包紥的慘狀,至今記憶猶新。所謂「伐木工和拖木馬的,只是死了還沒埋;當礦工的,則是活著就已先埋」這樣的順口溜,山上的工人和家屬最能體會。
大元山林場是臺灣林業砍伐破壞最徹底的林區,林業結束時進行有計劃的毀滅性摧毀,甚至不打算留下任何蛛絲馬跡讓後人追溯,當時對紅檜及扁柏等一級木的摧殘,只能以“滿目瘡痍”“剝削殆盡”“寸木不留”來形容,甚至於殘留的樹根、枯倒木、挺立的白枯木都不放過,剝削得整座山赤裸裸的。連被視為最健康、品種優良刻意保留下來,準備將來摘取種籽,育苗造林的樹木,也被砍伐殆盡, 肆無忌憚的行徑,令人心寒。
這種毀屍滅跡的做法的確有相當成效,現在許多生長在宜蘭地區能夠知道大元山的已經寥寥無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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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父親工作關係,小學就讀大元國小,就學情況在我發表的文章裡擷取如下:
幾乎每個人都會認為,童年是最美好,也是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時光。但大元國小同學的童年,更是獨特,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是苦!是樂!是悲!是喜!是那麼深刻地烙印在心底;生長在如此環境,是幸抑或不幸!學生家境如此貧窮、地處如此偏遠、教育資源及設備如此缺乏,根本聞不到任何喧囂,更與都市文明完全隔絕,沒有任何社會資源的支援與關懷,一切都是師生胼手胝足一起營造的環境。
早期台灣的學生都曾打赤腳,踏著泥巴、鵝卵石上學,但我們卻是踩著利如刀刃的頁岩、攝氏零度以下的寒冰冷雪;別人都有父母的胸膛可以依靠,慈愛溫暖的雙手愛撫,熱騰騰的與家人一起吃飯,但我們在六、七歲稚齡兒童就得離開父母懷抱,面對自我照顧的宿舍生活;別人都可以步行或騎腳踏車天天回家與親人團聚,我們卻必須住學校宿舍,每二星期才能回家,而且路途那麼遙遠需整天的時間,搭的是危險至極運材用的蹦蹦車與流籠等交通工具,又得翻山越嶺步行好遠的路才能回到溫暖的家,投入父母的懷抱,這就是大元國小的學生與眾不同的地方。
六、七歲的娃娃,年齡那麼幼小就得離開父母親的疼愛懷抱,必須獨力照顧自己,尤其每學年開學,夜深時被窩裡傳出陣陣啜泣的哭聲,怎不教人傷感心酸,但天亮時卻也不得不擦乾淚水。凡事都得自己來,自己換下的鞋襪衣物 都需要自己清洗,尤其在下雪的冬季,冰層底下的水流寒澈骨,也只有咬緊牙關勉力而為。
生病時,疼痛難耐,發冷發熱,沒有父母慈愛溫暖的雙手愛撫餵食,沒有醫生護士處方照料看護,沒有適當的藥物抗病,全體師生都在學校教室上課,只能孤伶伶躺在宿舍裡輾轉煎熬,任憑病魔纏身折磨,但除了嚎哭或低泣又能如何。
當青春期來臨,身體心理產生異樣變化,尷尬又羞澀,好多好多的心底話卻無法向父母傾訴,向父母請教,這種孤獨,這種無助,有誰能知曉,除了忍耐,只有掙扎,只有努力。
宿舍伙食非常差,每餐只有一道菜,餐餐是每人只有一小碟、一小口就吃完的青菜或醃菜,其中高麗菜最頻繁,根本聞不到肉味,看不到一絲浮油,清淡至極,舔不出是甜或鹹,每月偶而一次有豬肉,那也是那小碟子裡小小的一片,且都是母豬肚子部分的肥肉,瘦肉是少到幾乎看不到,如果改為魚肉每人僅只有一、二條像食指般大小的小魚,且時常很不新鮮(自平地購買、運送至學校需一至二天),常發生食物中毒,每餐學生最期待的是鄰桌老師們吃完飯後的剩菜残湯,這些殘留湯羹聞起來特別香,吃起來更是美味,可以讓分配到的學生多吃幾碗飯。學校大約每學期次自羅東市場購買非常便宜的油渣,這油渣是炸完豬油後剩下的廢料,除餵食家畜外根本沒有人要,油渣拌佐著學生栽種的佛手瓜做餡包成大包子(大約是現在市面常見包子四倍大),久未聞到肉味嘗到油味的學生竟然可以吃10多個,直到肚子撐不下要吐出為止。早餐則是稀飯配品質低劣的黑豆豉、蘿蔔乾或含有霉味的豆腐乳選一。
當時大元國小的校長─李有權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的女教育家,她出身山東蓬萊望族,家室顯赫,擁有北京輔仁大學社會經濟學系畢業的高學歷,是虔誠天主教信徒,以當時環境是足夠擔任平地大型學校的校長,但她充滿愛心,將畢生黃金歲月奉獻給窮鄉僻壤的大元國小,時間長達13年,對學生猶如慈母般地呵護,住在學校宿舍遠離父母的學生也將她視為母親可以窩在溫暖的胸懷裡撒嬌,至今許多住學校宿舍的校友仍能感受到寒冬的半夜,一盞微弱電石燈,一隻溫暖的手幫他們蓋好棉被的溫馨畫面。她看到這群可憐的學童,物質如此窮困匱乏,想盡辦法,運用關係,爭取聯合國援助的營養午餐以及其他單位提供足夠的食用油脂,學生至此可以嘗到有營養的食物,同時也積極向教會募集衣物,讓學童足以禦寒,她的恩情,點滴在心頭,彷彿是救世主或觀世音菩薩降臨到這群孩童裡,救苦救難,普降甘霖。
李有權校長又擅長美術,學校沒有經費,樣樣都得師生自己動手製作,就在這環境裡耳濡目染,培育出我非常喜歡美術,小學四年級開始學校裡所有壁報、海報、標語、教室佈置都是一手包辦,當時戒嚴時期,山區也免不了要政令宣導,因此也畫了不少所謂的偉人肖像,這些肖像唯妙唯肖逼真程度連老師都讚嘆不可思議,種種鼓勵也因此造成小時便立下志願要當畫家。
記得當時山上林場員工的薪資微薄,學童家境非常貧寒,學生都無法購買繪畫用具,李有權校長想盡辦法,為學校準備粉蠟筆及鉛筆供全校學生使用,我最喜歡以粉蠟筆塗色,但粉蠟筆無法繪製細部,我自己則想出以2B以上的鉛筆去刻劃細部,想不到效果奇佳。
水彩在當時比較昂貴,學校考慮無法普及沒有購置,所以小學時期沒有機會接觸水彩。
《林務局及蘭陽林區管理處的無情襯托出大元國小女校長李有權的偉大,以上所述詳情敬請瀏覽我蒐集整理並架設的網站,按此進入閱讀內容。》
中學時期
小學畢業後,獨留父親在山區工作,母親為照顧需要便遷居至平地─羅東鎮。
羅東鎮是台灣最小的鄉鎮,在當時最熱鬧的街道中正路、公正路、中山路的長度只不過800至1000公尺左右,走路穿越市區不需15分鐘,周圍郊區舉目可見全是稻田,與前輩水彩畫家藍蔭鼎描繪的景況一模一樣,竹林、農人農婦、牛隻、農舍、稻草堆、鴨群......,這些全都是生活裡耳熟能詳的熟悉景物,因此臨摩水彩畫家藍蔭鼎的作品成為美術課的重要活動,然後以此做基礎去描繪周遭農村的景致。
大學時期
我很小就喜歡畫畫,並且體認自己家庭貧寒,沒有任何關係背景,最佳人生選擇應是有公費補助的師範大學,以後分發至學校當教師。
進入期望已久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就讀,看到教授及學長學姐的作品怎麼完全不像中小學美術課本或報章雜誌裡刊載的那麼賞心悅目,難道這就是以後要學習的,不到半學期的時間便從滿腔興奮跌落失望鬱悶,實在很不甘願就如此四年,非得設法突破困局,於是小時磨難養成獨立的個性驅使著,我必須自己走出自己認為“對”的路,課餘時間便流連徘徊在台北市開封街一段的廣洋書店及重慶南路一段靠近臺灣銀行的三省堂,這兩家書店當時以販售日文書籍著稱,不過現在都已經歇業,在書店裡總算找到自己要走的方向,另外也想出“以畫易書”方式要求欣賞我畫作的收藏家從國外帶回一些原文畫冊。台灣長達五十多年的戒嚴,期間外來的進口圖書管制檢查嚴苛,因此國外資訊取得非常困難,繪畫亦復如此,透過這種“以畫易書”方式在當時便擁有許多同儕稱羨的學習資料,水彩方面對荷馬(Winslow Homer 1836-1910)、沙金(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柯斯基(Ted Kautzky)、Edmond J. Fltzgerald、雷得(Charles Reid) 、派克(John Pike) 、魏斯(Andrew Wyeth)等的技法都有極深入的研究。 油畫方面則擁有整套西洋美術史上成名藝術家的畫冊。
大一時,整日都是在學習共同科目及教育學分,課表排得滿滿的,有時還必須在夜間上課,術科只有石膏炭筆素描。
師範學生不需自己準備素描用紙,由系內提供模造紙,然而炭筆與模造紙卻很容易受潮,若以教授指導方式畫出來的石膏素描會顯得非常笨拙,炭色缺少中間色調 ,於是便從自己蒐集的學習資料裡尋覓出自己想要的感覺,體察溫度、濕度的微妙差距,運用不同的技巧完成作品,這種繪製方式,很自然便引起好奇,每次上課總會讓同學圍觀,究竟又會搞出什麼花樣名堂。
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上炭筆素描,每位同學必須準備半個饅頭捏緊後當白筆使用,於是上課前都可以看到同學們吃著一半饅頭當早餐的有趣場面。 自己也深知出身寒微,必須比同儕更努力,時常在夜間跑到術科教室內勤奮練習素描。
執著的個性有時也讓自己陷入矛盾困惑,有一次,理念與指導教授差異極大,想要學習嘗試的內容全盤被否決,氣得在指導教授面前撕毀作品。
大二開始上水彩課,指導教授是徐寶琳(很女性的名字,其實是蒙古族的彪形大漢,民國七十多年英年早逝。),這是他第一次教水彩,嚴格要求必須按歐美正統的重疊法繪製,想一改往昔師大美術系學子畫水彩時常在畫面上塗改描摹的惡習,當時師大美術系畫水彩以油畫方式塗抹,如此不但失去水彩明快生動的特質,更造成畫面晦澀,而重疊技法則讓畫面明快流暢、色彩亮麗,描繪對象物的質感可以表現淋漓盡致。
當時同學都無法適應甚至有同學批評這就是水彩嗎?技法怎麼跟以往的不一樣?種種疑惑困擾同學,由於早已接觸外國資訊,班上只有我能接受可以做到,每次上課都被誇讚,被指定為學習對象,興趣信心大增,紮下深厚的基礎。
此種技法的蛻變是師大美術系水彩新局面的開始,意想不到竟然能在各項美展及寫生比賽都獲得首獎,藝術收藏家及藝術經紀人競相至系裡穿梭探訪,因此影響許多學弟(妹)加入水彩領域。
大三時水彩課由李焜培教授指導,或許他知道我的方向正確,從不干預我的努力,李焜培老師最讓我懷念的是蒐集許多資料,時常放映幻燈片讓學生欣賞,讓學生眼界更廣更深,提高學習的興趣以及提供更多探索的路線,他溫文儒雅的教學方式,從不要求學生要怎麼畫,不斷地鼓勵學生,讓學生沒有負擔隨意揮灑,可以在無拘束的領域裡優遊自在。
就在兩位老師鼓勵下,興趣信心大增,不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水彩佳作出現,在大學時便嶄露頭角,受到矚目讚賞。在大三師生系展時提出“年貨”,這是台灣首次出現精細描繪的水彩作品,當時在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系展會場上受到矚目讚賞,大家都很好奇新鮮,水彩竟然可以這樣畫,因此 轟動一時,成為學弟們學習的目標。此種優良的學習傳統,是學長學姐與學弟學妹間建立關係密切的互動承傳,相互交換心得,相互砥礪學習,以補課堂教學不足之良好方法,以學生自發啟動的畫水彩熱潮造成而後不久(1975至1990年)的台灣水彩黃金時期。
想不到,“年貨”這件作品影響深遠,從此改變台灣水彩的創作方向與技法,台灣水彩黃金時期便以此畫發表時間做為起始點。《詳情敬請瀏覽我整理並架設的網站,按此進入閱讀內容。》
不過大三及大四主修的油畫卻沒有任何進展,雖然有許多名師指導,如李石樵、李梅樹、陳銀輝、席德進、郭靭、謝孝德等教授,卻絲毫沒有收穫,只有郭軔教授留下這段話“油畫要畫得像寶石般晶瑩剔透,不要畫粉了”,讓同學自己體會揣摩。
這段話何等困難,當時台灣學生接觸的層面根本找不到品質較好的油畫顏料,只能使用馬替送Matisso及櫻花Sukura兩種低劣的顏料,而且只有12色左右,塗在畫布上的顏色不但晦暗生澀,有時調出來的還會覺得惡心,等乾後更讓人信心喪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畫出來的圖怎麼會變得這般模樣! 寫實需要色差極微的顏色才能充分表達,如此品質的顏料根本無法做到,難怪當時台灣美術系學生的油畫都不是賞心悅目的畫面,而且顏料堆得厚厚的。
每堂油畫課,教授們進入教室,除席德進老師偶而會示範外,其他幾乎都是匆匆巡視便急速離開,無視學生遇到的瓶頸,連當時誠美堂進口品質極佳的日製文房堂Bumpodo油畫顏料都沒有提供資訊給學生知道。
總觀大學四年,除藝術理論可以提供思考做為創作圭臬外,水彩都是自己尋覓國外資料自己體會探索,油畫則在充滿挫折裡誤了數年,記得在全校畢業紀念冊上,我的留言是“還好,大學只有四年,不然真要給憋死。”
民國69年服完兵役後就在台北市立松山高職廣告設計科任教直至退休,這所學校九成以上是女學生,當年是北一女中、中山女中、景美女中之後學生最想進入就讀的學校,因此學生素質優異聰穎,學習態度非常認真,品德乖巧不需讓人擔憂,只要教師想傳授何種學問,學生都可以毫無窒礙地吸收,教學非常有成就感,比大學美術相關科系的學生更容易溝通相處,可以說是難以尋覓的“教師天堂”。加以任教的是專業科目,通常都是3─4堂課連接在一起上課,不像普通中學的美術課如天女散花般分散在各時段,所以每周只要花3─4個半天上課,其餘時間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繪畫藝術世界裡,也可以自我進修讓教學內容更多元更豐富。在如此美好的環境教學可以算是上天對我的眷顧,因此非常珍惜松山高職美好的環境從未有轉至他校服務的念頭,曾有那麼多所公私立大學邀請前去任教,自己都選擇放棄,知道堅持的是心目中那分安定與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