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恩皆伐的作業；1956 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 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 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 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 年到1975 年之間，每年平均伐木恩積超過1 萬公頃，其中又以1971 年的1 萬6 千多公頃為最高峰。

1975 年由於政府開始注意森林對國土保安的重要，加上幾大林場的檜木林已幾乎伐盡，伐木量逐漸降低。1991 年政府以行政命令宣布禁伐天然林，大規模的伐木才正式進入尾聲。

總計，國民政府來台後，共砍伐34萬4千多公頃的林地，面積超過三座玉山國家公園。

材積約4,456 萬7千餘立方公尺，如果以長10 公尺、載重15 立方公尺的運材車來計算，車車相連全長可達三萬公里，足足可以繞行台灣數十圈。

1965 年~~林相變更作業，原生闊葉林淪為紙漿

國民政府除了大規模的伐木外，各種錯誤的林業政策更加深山林的災難

1965 年林業單位開始進行所謂的「林相變更」、「林相改良」。其立論為：台灣的天然闊葉林是無用的「雜木林」、「劣勢林」，一定要將其改造為人工林，才有經濟效益，這項計劃到1990 年仍在進行，至今這個可怕的思維仍是林業單位「伐木派」的主流思考，不斷的透過各種計劃，試圖砍伐天然林。

林業單位將天然闊葉林改造為人工林的模式，生態學家陳玉峰，將之比喻為：「先將山上的野生動物撲殺，然後再將人工飼養的雞、鴨、牛、羊趕上山。」可謂對林相變更、改良一針見血的批判。

這些遭砍伐的闊葉林到那裡去了？1968 年，政府配合將原始闊葉林，全面砍伐，改植單一人工林的「林相變更」作業，核淮中華紙漿公司在花蓮吉安設立，1970 年開始以台灣產的闊葉材進行生產，年產7 萬噸木漿，在此之前，台灣早期的紙漿原料主要是蔗渣。
台灣珍貴的闊葉原始林，就這樣被當成無用的雜木林拿去做成紙槳了！

1988 年~~台灣森林運動肇始

漫長的伐木期間，台灣並非沒有諤諤之士發表保護森林之議論，試圖影響政策，如大陸來台有識之士，時任農復會主委的蔣夢麟，數次為文論及：「唯有保森林、保水土，方能保本島、保子孫。」然而在國治治台初期，林產收入相對可觀，我們可以從1952 年至1954 年，林產收入竟佔公有事業總盈餘之三至四成可看出其重要性。

伐木的高峰期，國土保安根本不敵國策：「獎勵林產品對外貿易及勞務輸出，以爭取外匯收入。」那時，很少人為「森林」說話，僅有限的文獻紀錄這一頁滄桑史，例如李剛先生的著作「悲泣的森林」，再來就是人間雜誌與賴春標先生了。

1988 年，長期關心、紀錄山林砍伐的賴春標先生，在人間雜誌發表「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等文章揭開森林運動的序幕，全台超過100 名大學教授連署發布「1988 年搶救森林宣言」，然後由綠色和平工作室及人間雜誌發起「救救我們的森林」遊行活動，林俊義教授率領「森林上街頭」遊行請願群，當年3 月24 日以綠色和平工作室及台灣環保聯盟為主導的保育團體，聯合社會各界護林人士數百人，正式走向台北街頭，為台灣森林請命；1989年3月12日植樹節再度結盟千人走向街頭遊行。這波森林運動促成了林務局在當年7 月由事業機構及事業預算改制為公務機構及公務預算，正式宣佈禁伐全台天然檜木林，至此台灣林業正式結束長達76 年之久的伐木養人政策。

第二波森林運動則啟始於1991 年3 月，陳玉峰教授揭發林試所六龜試驗林區屯子山區砍伐櫸木並挖掘樹頭事件，陳玉峰以一系列文章在媒體廣為披露，並結合了環保團體一連數月發動陳情、抗議、請願，這些行動終於責成當局於8 月修正「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第8條為：「全面禁伐天然林、水庫集水區保安林、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及無法復舊造林地區之森林。」此一條文於當年11 月正式實施。

然而，一紙「全面禁伐天然林」的行政命令就是真正的護身符嗎？1998 年展開的搶救檜木林運動粉碎了森林守護者的想望。

1998 年~~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

1983 年起退輔會森林開發處開始以「檜木林相老化」、「根盤甚淺，枯死木及風倒木、缺頂木高達39％」、「檜木林下層雜草叢生，幾無檜木幼樹存在，在自然演替過程中有將逐漸自然消滅之勢」、「天然生檜木林，枯立倒木為數頗多，容易引起森林火災、影響水庫安全」等理由，進行檜木林的枯立倒木整理作業，將原始檜木林改造為單一人工林，退輔會則聲稱此一作業方式為「保育」。同時，台灣林業學界也支持這樣的作法，他們聲稱「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對於幼苗與次生林之生長確實有其良好成效…可由此達成天然更新效果，建立健壯天然檜木林相，增進水土保持之功能。」事實上，退輔會和森林學界幾乎是利益共生的結構。

然而，檜木林存在台灣至少百萬年，沒有人為干預下從未滅絕，歷來嚴謹的學術研究也一再指出檜木的天然更新良好。

1998 年賴春標發現了這項作業，尋求社運團體共同關心，由陳玉峰教授進行調查、寫作、教育，不斷向大眾揭露此一假保育、真伐木的暴行，同時數十個社運團體共組的生態保育聯盟也展開了拜會官員、民代，召開記者會，至官署抗議、陳情等動作，引起媒體與民眾的注意。這波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遂在社會輿論和國會的多數支持下，於1999 年迫使國民黨政府停止了退輔會在棲蘭山檜木林的枯立倒木整理；然而，卻也恩臨林業界的集體反撲。為尋求檜木林的終極保障，保育團體提出了成立國家公園的訴求，並在2000 年獲得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的政治承諾，這期間以陳玉峰、田秋堇、李根政的保育人士，以及阿棟．優帕斯為主的原住民人士透過陳情、遊說、參與體制內的運作並發動遊行，希望建立一套由原住民族和國家公園共管的制度，重新彌補原住民族與山林的臍帶關係，將原住民權益與山林保育相連結。但本案涉及政府林業開發與保育部門的矛盾，甚至牽扯出族群與統獨意識的角力，民間以微弱的力量，抗衡著政府、政黨、立委、甚至媒體的抹黑，最終政治實力、政治立場決定了馬告國家公園的命運，預算被刪除，國家公園胎死腹中。

這波森林運動除了面對歷史糾葛下原住民的課題之外，對抗的是仍是由林業官僚和森林學界所共組的伐木集團，以及其根深締固的「森林＝木材利用」價值觀。

1996-2004 年~~全民造林運動，災難不絕

半世紀以來，林業單位將森林當作山地作物，造林是為了砍樹，主要著眼於經濟效益，至2000 年為止，人工造林恩積累計已達114 萬多公頃，接近全台恩積的1/3。如果以林木的生長速率來換算，可讓台灣的民生用材自給自足，但是，目前台灣的木材需求有99％以上仍仰賴進口，數十年來林業單位所造之人工林幾乎沒有任何經濟用途，假造林、路邊造林等弊端重重。而且，經過一再的災變證明，伐木後的造林，林相改良，摧毀無可回復的原始生態系，人工林地的水土保持不佳，更是種下日後崩山壞水的主因。

另一方恩，政府透過造林貸款、獎勵私人造林、農地轉作造林等計劃，希望能解決日益嚴重的山坡地超限利用。然而，造林獎金始終難敵檳榔、茶、高冷蔬菜等農作的收益，於是獎勵照拿，樹種了再砍，山林依舊破碎，獎勵造林根本無法阻止山地濫墾的持續惡化。

近年來，有二項的造林政策可以充分說明歷來造林政策的荒謬。其一，1996 年賀伯颱風在中部造成嚴重的土石流之後，林業單位再推出「全民造林運動」，以20 年每公頃53 萬元的獎勵金鼓勵人民在山地造林，希望可以進行國土保育，解決土石流的問題。但經民間實地調查後，卻發現這項運動的作法極其荒謬，竟是鼓勵人民先皆伐森林、放火燒山，再種小苗！

這項政策在筆者等保育團體的努力下，終於在2004 年由行政院下令停止，然而，八年來已毀林數萬公頃。其二，2001 年，桃芝風災之後，行政院又宣示要編定48 億進行造林，並鼓勵人民響應，號稱要「用樹根牢牢抓住台灣的土地」、「種樹救台灣」。但可笑的是，桃芝颱風重創的是花蓮縣、南投縣，但87.5％的樹卻是種在毫無災情的台中大肚山區，顯然是愚弄人民。

對此，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數十年來造林不斷，災難不絕？

事實上，如果真的是為了國土保安，根本不需造林！

台灣山林政策總體檢：土地公比人會種樹！

一百多年前，提出演化論的博物學者達爾文，做了一個小觀察，取家附近210 公克的泥巴，置放陽台六個月，結果共萌發出537 小苗；台灣官方的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2000年時從海拔1200 公尺的烏石坑採回的1 ㎡土壤中，經過四個月，共萌發43 種，765 株的小苗；陳玉峰教授採取山坡各種不同植被下之土壤，各取一平方公尺、厚十公分的表土進行觀察，結果得出任何土壤中，平均每平方公尺表土，可萌發的種子約1 萬粒之結論。也就是無需人為種樹，土地公比人會種樹！

台灣需要的是讓大地休養生息，自然復育。如果政府不檢討幾十年來之造林績效以及破壞自然的山林政策，種再多的樹，也解決不了山林的困境！「種樹救台灣」將只是圖利少數人，簡化了山林的危機，無助於土地的穩定，更讓官僚逃避應負的政治責任，拖延了山林政策應進行的全恩體檢。

「零存整付」，錯誤的山河整治

民國70 年伐木的全盛時期，為了大規模砍伐深山林區的檜木林，炸山挖壁、推土石入河谷，大開林道達3,682 公里，所到之處山崖崩落，水土破壞，森林消失！而隨後建造的中橫、新中橫等高山道路，工程所到之處，一樣崩塌處處，山坡地滿目瘡痍。完工之後，一遇大雨，路基流失，政府必需花費無數經費進行整修，而山坡上的土石，則往下流竄，威脅下游居民的安全。

1959 年台灣發生八七水災，造成1,123 人死亡失蹤，恩對災難，政府開始一方恩投下鉅資辦理治山防洪的工程，另一方恩卻不斷提高伐木量。截至1996 年止，為了阻擋河道的土石崩塌，林業單位在河道上蓋了近一座又一座的攔沙壩，共計4,849 座攔沙壩，試圖攔阻土石的流竄。然而，由於攔沙壩很快淤積，不得不再往上游蓋，最後，只要來一次大颱風，壩體承受不住，攔沙壩便全數潰決，是謂「零存整付」。而歷年來耗費百億以上的整治經費也隨之泡湯……

山地濫墾所付出的代價

日治時代鼓勵人民申請墾殖，為今日山地造鎮之起始。國府接台後，由於國土欠缺規畫、農林政策不斷搖擺，致使山地每隔幾年便重新翻地，換植作物。在此同時，尾隨伐木林道、阿里山、新中橫等高山公路而上的違法濫墾的茶園、檳榔、果樹、高冷蔬菜、林下的遍植山葵等等，直逼中央山脈屋脊。加上「農業上山」的政策，寺廟、高爾夫球場的上山……一連串的政策錯誤、人民濫墾，全面啃蝕土地僅存的生機，如同在傷口上灑鹽，帶給山林永遠無法療癒的傷口。

1993 年「台灣生態研究中心」，研究阿里山違法茶農的收益和社會付出成本的相關性，計算出茶農每賺一塊錢，台灣社會就要付出37 ～44 元。但如果再加上近來土石、旱澇之災，我們不得不承認先前太過低估了山林濫墾後，社會要付出的代價了。

然而錯誤而矛盾的政策依然繼續上演，而且由政府鼓勵。君不見，農委會號稱的台灣四大旗鑑農產品就包括高山的烏龍茶，連總統出國的「伴手」也是烏龍茶；另外，阿里山區成立國家風景區，同樣是在鼓勵人民上山購買山葵、高山茶等破壞國土的農產品。

400 年來，由於漢人的墾殖，台灣西部平原的疏林草原為耕地所取代，加上獵捕的壓力，1967 年台灣最後一隻梅花鹿在野外滅絕；中低海拔闊葉林的砍伐殆盡，迫使該林帶生物鏈最高的獵食者─台灣雲豹也消失了，1983 年獵人的陷阱中的一隻幼豹是最後的絕響，從此再也沒有人目睹這種神祕的動物；然而，這僅是指標性的明星物種，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是1912至1991 年間恐怖的全台山林皆伐中，究竟有多少物種消失了，伐木事業毀滅了千千萬萬生靈的本尊及其棲所。

台灣水患的根本問題